德國法學雜誌NJW專訪中研院法律學研究所所長李建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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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互連結的法律傳統

德國與台灣的法體系有哪些共同點？這個問題乍看之下似乎令人驚訝，但事實上，德國的法律在這個東亞島國擁有悠久的傳統。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所長李建良在接受德國法學雜誌NJW（Neue Juristische Wochenschrift）訪問時，對此作出了說明。李教授多年來致力於促進兩國法學交流，並於2024年11月獲得耶拿（Jena）大學頒發榮譽博士學位。
NJW：李教授，德國法是從何時起對台灣產生影響？

李：台灣在建構現代法治國家的過程中，過去乃至於現在多次仰賴法繼受（Rechtsrezeption），其中，德國法扮演了重要角色。不過，這個過程並無一個確切的時間點，毋寧是一種漸進的過程，既有偶然的因素，也有若干必然的結果。日本在明治時期（1868至1912年）引入了大量的德國法，台灣於1895年根據馬關條約被割讓給日本，隨之台灣也開始了德國法的引入。於日治時期，日本受德國法影響而制定的法律——尤其是《民法典》、《商法典》和《刑法典》等——逐步於台灣施行；同時在台灣建立了西式的民事和刑事訴訟制度。台灣受德國法影響的另一個源頭是來自中國，清朝與中華民國在19世紀末以迄1940年代亦大量引進了德國法。這些來自德國的法律於1949年之後未間斷地在台灣延續下來。拜此等法律效力賡續與持續適用之賜，台灣法的後續發展在許多方面仍以德國法為取向。

NJW：那麼，來自完全不同文化背景的法律能夠如此輕易地被採用嗎？

李：不，外來的法律並不是進入一個無法律的真空之地，因此不可能完全照搬。法文化與社會的政治文化息息相關，並且相互影響和塑造。在台灣，這個過程是逐步漸進的。最初，西方的法律，尤其是德國法律，多半先進行翻譯再加以吸收；法繼受重點在德國法制度的引進及法比較。在此過程中，德國的法律需要配合本土的法體系（包括習慣法）與在地文化進行調整。此外，不能忽略的是，儘管台灣採用了德國法，但其實際的應用可能不同於德國的實踐。

NJW：儘管如此，台灣以德國法為取向仍然值得注意，尤其考慮到德國並未承認台灣，且雙方並無外交關係。這是否會影響兩國間的法律移植（Rechtstransfer）以及法學暨實務的交流？

李：台灣是否採用德國法，取決於是否有助於台灣法秩序的改善，特別是民主法治國家的建立。兩國之間在國際法上或外交上的關係，並不扮演決定性的角色。無論是法學研究或相互間的學術活動，還是司法實務的交流，都沒有因此而受到影響，台灣與德國在法學上的合作一直十分密切，而且將更為緊密。

NJW：與其他法體系相比，德國法秩序有什麼優勢？

李：德國法最大的優勢在於其擁有清晰的法體系、精緻的法律思維、相對完整的法典，以及有條理的法論辯，尤其相較於英美法。以德國的註釋書（Kommentar）為例，其不僅提供體系性的法解釋，以及具方法論的法學知識，還包含豐富的實務裁判，可供分析與參考。

NJW：我們當然樂於聽到這些。您能否舉出一些具體例子，來說明德國法律的影響？

李：就我個人的專業領域來說，我想舉兩個例子。在憲法領域，台灣的《憲法增修條文》第5條第4項和第5項規定了政黨解散程序，這些條文參照了德國《基本法》第21條第2項的規定。此外，台灣有獨立的憲法法庭，其運作依據《憲法訴訟法》，這部法律正是參照德國《聯邦憲法法院法》（BVerfGG）而為設計制定的。在行政法方面，台灣的《行政程序法》和《行政訴訟法》大量採用了德國的法律制度和行政法理論，例如行政處分、行政契約、法規命令、行政規則、訴訟類型、訴訟權能、保護規範理論等。我們或許可以這樣說，若不熟悉德國法，想要精確理解並正確適用這些台灣法律規定，可能會非常困難。

NJW：貴國是高度發展的工業化國家，也是亞洲最民主的國家之一。對這樣的發展，德國法有多大程度的推進作用？

李：科技發展與法律規範的關係是相當複雜的。簡單來說，可以分為兩個層面：創新與管制。後者——也就是管制層面，德國法對台灣的影響較大。關於科技創新，現行相關的法律條文較少，大多是法規命令或行政規則，而且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國法的影響。相對而言，在科技管制方面，德國法較多被作為立法或修法的範本，尤其在個人資料保護、數位平台管制等領域。近年來，台灣也受到了歐盟法的影響，特別是歐盟的《人工智慧法》（AI Act）在台灣引發了廣泛的討論，未來可能會成為台灣立法的方向。

NJW：「台灣問題（Taiwan-Frage）」對台灣法如何構成特殊的挑戰？

李：面向很多。除了對外的國防和國家安全問題外，最重要的是自由民主憲法秩序的法律防衛，也就是所謂的防衛性或是戰鬥性民主，這方面我們向德國學到了許多。除了政黨解散程序外，另一個例子是，台灣法律中有關「境外敵對勢力」作為犯罪構成要件的諸多規定。這類刑事法律的制定，源於中國對台灣的威脅，包括暴力威脅和認知作戰。然而，從民主法治的角度來看，刑法是否是一個合適、必要且適當的手段，用以維護自由民主的憲政秩序，這也是「自由民主憲政秩序」的一部分，值得思考。

NJW：德國法文化對台灣有何意義？

李：這個問題很難有個明確的答案。在德國等西方國家的法文化中，法治思想觀念已有數百年的深厚根柢。相對於此，台灣現代法的萌芽滋長，則是始於20世紀透過法繼受逐步累積的成果。對我們而言，要培養並深耕自由民主法治精神，還有很長的路要走。

李建良教授簡介：李建良教授是台灣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所長，並兼任國立台灣大學法學院教授。這位擁有深厚德國法背景的法學者，在台灣學習德語及法律專業，並在哥廷根大學以環境保護法為主題獲得博士學位。自2018年起，他成為德國國家法協會會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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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rsw.beck.de/aktuell/daily/magazin/detail/interview-njw-2025-7-verbindende-rechtstradition （另開新視窗）